杜海涛 | 道德社会的危机循环

注:本文原载于公众号-想当国师的哲学家们,作者为杜海涛,附原文链接

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有一个引人入胜的观点,在他看来大概在公元前500年左右,人类文明进入了它的“轴心时代”,在轴心时代里,有四种文化实现了自身的超越突破,发生了“终极关怀的觉醒”,步入了文明阶段,并且时至今日还对人类文明产生着重要的影响,这四种文明分别是希腊文明、希伯来文明、古印度文明和中华文明。这场文明的超越突破实现了对文明和文化的划分,那些没有经历过超越突破的文化,比如古巴比伦和古印度文化,虽然也曾灿烂辉煌,但最终却消逝在历史长河之中。金观涛先生指出,之所以只有经历过超越突破的文化才能成为文明,是因为只有这样的文明才能具有超越时代和政治格局的局限,从而反过来塑造一代又一代人。从这场文明的超越突破中,我们似乎便可窥见中华文明历经千年不朽的原因。

从更为哲学的角度,我们可以把“终极关怀的觉醒”理解为本体论思想的形成,也就是说人们开始思考那个超越了现实世界的永恒的和绝对的一存在于何处,并试图通过这个一解释自身当下的处境和未来。古希腊人把这个一投射给了存在,形成了以求知为中心的希腊文明,最终发展出了哲学和科学;希伯来人和印度人虽然寻求一的路径不同,一个向外找到了独一真神,一个向内找到了唯一真我,但本质上都是把一个绝对超越的彼岸世界的救赎当做最高的追求。从一个更为宏观的角度看,无论是希腊文明还是希伯来文明和印度文明,都或多或少的将这个本体论的一置于我们的日常生活之外,而中华文明却在这一点上选择了截然不同的关怀向度。

尽管在春秋战国时期出现了所谓百家争鸣的局面,但真正实现了超越突破的文明只有儒家,除此之外的所有思想都没有真正明确自身对永恒和绝对的追求,因此它们要么消失不见,要么成为了儒家文明建构意识形态的一部分,最好也只是像道家一样成为了儒家文化失守时候知识分子的安全网。因此从中华文明的发展史的角度讲,“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是有道理的。孔子为中华文明所确立的这个本体论追求,一开始就排除了在日常生活之外寻求价值的尝试,他认为“未知生,焉知死”,应该“敬鬼神而远之”,因此在遥远的彼岸世界寻求终极关怀是靠不住的,而只有立足于日常生活的具体实践,才能寻找到这个永恒和绝对的终极实在,孔子将其命名为“仁”,认为“仁以为己任”就是君子,通过“克己复礼”就能达到仁,孟子则进一步深化了这一思维,认为人有“四端”,由此区别于禽兽,一个不具有“仁、义、礼、智”的人是要被开除人籍的。今天有的人从希腊哲学的角度出发,认为孟子在这里表现出非常差的逻辑思维能力,但实际上这正是孟子最大的贡献,他把孔子提出的关于君子的德性,上升为一种绝对的和本质的关乎人存在本性的先天必然性,正如上帝不可用逻辑解释一般,自孟子起德性也不可以用逻辑解释了。在孔孟二人的努力下,儒家文明实现了自身的超越突破,进而确立了一种以德性为绝对的一道德本体论,与其他三大文明不同,儒家的道德本体论将这个永恒和绝对的一放在了此岸和此世的日常生活中,刘东先生形象地称其为“内在不超越”,而这种内在不超越的本体论诉求,必然使得中华文明会把对一的追求投射在日常生活中的某个具体事物之上,这便是《春秋》中“大一统”产生的实质。

很多人会好奇,中国为什么能建立那样一个庞大的大一统帝国,为什么又经历了那么长的封建时代?实际上这一切的答案都《春秋》的“大一统”理论之中。前文已经提到,希腊文明把一投射给存在,希伯来文明把一投射给上帝,古印度文明把一投射给真我,而中华文明则把一投射给了大一统理想,因此自战国开始,所有君王都将一统天下视为最高的政治成就,而知识分子则把能够一统天下的君王视为有德性承天命的圣王。这一思想使得中华文明有力的抵抗了小农经济倾向于分裂的特点,以极大的损耗建立起了千年不朽的中华帝国。儒家思想成为了中华帝国的意识形态,反过来两千年的中华帝国也使得儒家意识形态成为了中国人最基本的思维方式和存在方式。这种儒家意识形态以极强的凝聚力和控制力使得中华帝国可以在西方世界一盘散沙的时候傲立于世界东方,但也付出了极为沉重的代价,这个代价就是变革的力量,在儒家意识形态一家独大的中华文明之中,中华帝国永远失去了变革的力量。

对比东西方的封建时代不难发现,西欧的封建是真封建,而中国的封建完全是一个漫长而庞大的帝国,这正是中华文明丧失了变革力量的表现。从儒家意识形态内部来看,这种内在不超越的文明形态只能将本体论诉求落实到一个具体的现实之物中,因此一个国家、一位皇帝、一种意识形态都成了这种本体论诉求的必然选择,杂多被视为一种应该修正的反常现象,进而被理解为不道德。从意识形态更替的原理来看,意识形态更替的前提是意识形态竞争,而儒家意识形态以非常强势的态势占据了全部的生态位,并且由于除了儒家文明以外的所有文明都将本体论诉求放在了彼岸世界,因此不可避免的被儒家意识形态视为怪力乱神,从而不可能在中华文明中有任何竞争力,从而不可能产生任何意识形态更替。

从中华文明与其他文明的两次交锋中也可以看出,无论是魏晋时期佛教进入中原,还是晚清至今的西方文明入侵,都没有撼动儒家意识形态的地位。不可否认,这两次文明入侵都迫使儒家文化做出了一定的变革,比如佛教使得儒家从宇宙儒变成了心性儒,使儒家意识形态从天理的角度重建了本体论,但佛教也因此成为了儒家意识形态的一部分。今天儒家文明与西方文明的交锋虽然还没有结束,但从已有的“中国化”成果来看,其最终结果也无非是儒家意识形态在融合西方文明的基础上重构本体论解释,而不会对儒家意识形态最重要的道德本体论部分产生任何根本性的影响。

从儒家意识形态的角度审视疫苗事件便不难看出,这一类事件在道德本体论和大一统信仰结合的社会生态中根本不是什么突发情况,而是一种近乎于必然的常态。这是因为在道德本体论的语境下,一切问题都是道德问题,即便不是道德问题的,也只有在被道德化成为道德问题的时候才能被视作问题,因此无论是法律还是科学,都只能是道德的附庸而不具有任何独立的地位。这种道德本体论和大一统信仰相结合便形成了中国特色的道德政治金字塔,在这个金字塔中,明君、贤臣、良民以一种相当稳固的自上而下的方式相互联系,形成一个监督网络,但这个网络的运行依赖的是每一个阶层的道德自律,只有当皇帝圣明,官员负责,百姓善良的前提下这个网络才能发挥最大的作用,而任何一个层面的失序都必然会带来整个网络的失序,因为除了道德根本没有任何力量可以使这个网络恢复正轨。疫苗问题便是在这个金字塔中非常典型的自下而上的失序,表面上看企业领导可以监督员工,药监局可以监控企业领导,药监局之上自然也有相应机构监督药监局,但事实上任何一层监督都是徒劳的,只要任何一层的主事人放弃了对道德和君王的信仰,那么他实际上就不再受任何东西的制约了。对于一个基督徒而言,上帝是他们最根本的信仰,出于对上帝的爱与敬畏,他们不可能做出违背上帝旨意的事情,对于一个西方社会的公民而言,规范的先天必然性也可以使他们不至于过分失序,但对于一个中国人而言,一个基于日常生活本身的道德本体论和皇帝信仰,很难赋予他相应的敬畏感和崇高感。

当然这绝不意味着中国社会没有发展出相应的制约办法,只能任由这种失序发展下去,这个办法就是通过强化大一统信仰来重塑道德本体论的权威,通俗地说就是依靠“天子之怒”来肃清风气,从而使社会恢复稳定。在当代中国,我们称其为“批示”的力量,也就是说一旦这种道德失序产生严重后果,就会惊动最高统治者,而他会根据基本的道德原则做出相应的判断和指示,这个判断和指示就有了凌驾于一切意识的最高权威,从而逐级发挥作用。之前对郑筱萸处以极刑,对三鹿奶粉的当事人的从重从严处理,都是“天子之怒”发生作用的体现。这种“天子之怒”要想起作用有两个前提,一是最高领导人本身是正义的,二是最高领导人是有绝对权威的,这就构成了中国人心中的“圣王意识”,而这种圣王意识恰恰是维护中国社会稳定和持续发展的重中之重。因此,随着总书记的批示,我们可以说疫苗问题已经解决了,但也许新的问题已经开始孕育,对于未来,我们依然一无所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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