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逃不杀:生存是教育本真吗?

欢天喜地,悲鸣回旋。你可能正在回家的路上,请你先忘掉刚才的完形填空,早上的文综选择。我们有些话想说。

最近,我看了部电影,叫《大逃杀》。为了培养出忠实效忠于成人、在逆境中坚忍不拔的青少年一代,日本政府出台《BR》法案。每年都从全国学校随机抽出一个班级的同学,前往荒岛进行生存极限挑战——老师发给学生地图、粮食和各式武器,令他们自相残杀,直到存活下来的最后一个,才能离开荒岛。接下来,残酷的游戏规则和令人绝望的生存条件,使班级里的年轻人开始了相互杀戮。善良或者凶残,主动出击或者被动防守, 同学们开始了各自的计划和实践。

一句“我只是不想坐以待毙!”还有一幅幅让人揪心的场面始终萦绕着我。繁忙甚至令人崩溃的一学年,不也是“不想坐以待毙”吗?而在过去的一年,你们或许也经历过类似的自我动员。不过,几乎大多数人都不会质疑标准化考试及相关指标与教育本真的关系。越来越多的人会应景地说“大家都这样,没办法啊!“,私下里积极地在社会中为生存资源活动,亦或者采取更加激进的努力力求上位。言论与做法的切割、分裂,似乎得到某种社会性的辩护。我也深知,人格、良知并不是每天牢骚式的批判所能恢复,社会中的丛林法则(社会达尔文主义)已经转化为一种生存正义观,深植于几乎每个人心中。

这几年,我们一直对高中教育改革和高考改革进行追踪研究,对此深有感触。一旦要对疯狂的应试模式及其背后深层次的政治经济学问题进行根本地剖析,总有人会鲜明地举起生存正义的人权大旗,并以民粹式的姿态抢夺“教育”的话语权,更有甚者将严肃的学术讨论上升到政治层面直接举报有关推文。见此情形,我最深刻的感触在于,我们的教育之所以失败,是一个总体性问题,不止是“精致利己”这么简单的概念可以概括的,因为我从这些攻击中读出了相当强烈的敌意,一种试图杀死异己意见、逃离公共讨论的图谋。

我必须在此借《大逃杀》,再次提出这个严肃的社会命题:人总要为生存而屈折人格、良知、理想、爱好,甚至去杀戮、欺骗、结盟。这合理吗?放到我们当下的境遇,具体的命题就变为人的生存法则底线与更好生活的标准是什么。然而,并没有人愿意主动去澄清这个底线和标准,而只愿意渲染违背某种生存法则后带来的阶层无限下坠、远离美好生活的可怖图景。久而久之,“预先设定的生活中实际的标准、社会既定的生存法则变成了我们努力的目的”。(渠敬东)考生、家长常言道:“高考完了就好了!”结果到了大学发现还有GPA和排名。于是道:”上了研究生就好了!“…… 类似生存循环就因不同阶段的人生“挑战”而持续下去。不幸的是,很多人或许要被迫选择这样的人生。

站在我角度看待绝大多数同学,或许从今天到进入校园的那一刻,恰是你们人生最快乐的一段日子之一——在后高考时代中,大家或许还能从应试的技术性平等、相对固定的解题答案那儿获得安全感,而在未来,这样的“乌托邦”将不断消逝,生存的烦恼将越来越多。而对大学生而言,“杀”和“逃”愈发清晰和自觉。

倘若Ta乐意为更高的考试分数努力学习甚至与老师搞好关系,背后的利己主义不如说是一种自我不安全感带来的恐慌,再往极端走一些就是给通过给别人制造不安全感来确证自己的安全。这就是教育中的“杀”。如果当事人不去“搞分数”,Ta的第一反应往往是“会被别人挤下去”;因此,Ta给自己以下暗示:“我不搞,别人一定会搞。别人一搞,我就被搞掉。所以,我必须搞”。由此看来,“被杀”与“杀”绝非临场即兴的不得已利己,而是沉浸于一种社会文化中的残忍生存逻辑。

与之相对的就是“逃”。一个人特别喜欢唱歌,甚至全情投入乃至废寝忘食地沉浸在音乐生活中。然而,Ta却放不下某种生存法则,深知投入太多时间和精力到那些为自己社会地位和金钱收入产出几乎没有直接作用的爱好上,是一种“危险”的行为。在纠结之中,Ta只能力图回避掉这种紧张关系。Ta在并未说服自己的情况下,声称自己并非单薄冷酷、只知竞争的人,而是似乎早已看透“自己想要什么”,活得很洒脱。可事实上,Ta可能转过头去又开始琢磨如何赚大钱的问题,再一次把爱好像宗教一样悬置起来,“唱歌”也就沦为Ta每日渴盼直至终有一日实现的理想物。Ta没有因此解决自身的精神困境。如果是这样,窃以为Ta“逃”得并不彻底,是一种想象的“假逃”。

有些同学会说,做好平衡与规划不就行了!讽刺之处在于,越是在这种生存的不安感,越是这种生活的不平衡,往往越能使当事人从高考那儿重新挖掘应试主义的记忆遗产,将本不被自觉认识的“高考”之“杀”,自觉地调用起来。而很多朋友或许想斩断这条枷锁,却又发现无法完全“逃离”,只是带着镣铐起舞。对不同境遇(尤其是家境)的人来说,采取的“逃杀”策略更是千变万化。回到“平衡与规划”这一命题,至少以我个人的经验看,能够为自己制定一个友善、可行的计划的人始终寥寥无几,一般的结局往往是:得过且过地破坏计划,或宗教式地将计划绝对化。大家经历过高考复习,应该会对我的解释会心一笑。比如,在以前,我们可能想要好成绩却不愿意付出,结果就是自己难过。之后要搞运动治理,喊口号打鸡血,努力学习,出台了“振兴计划”。努力有时奏效了,我们还挺容易自我感动和满足,因为我们发现似乎只要加强自我规训、找对新的方法、加大投入力度,问题多半就得到解决了。

可严肃的问题才刚刚到来,此处我们说的尚且是“大家都不得不做的‘高考’”,如果生活的变量越来越多,计划式的平衡还能奏效吗?在大学,我们还需要关注时间、精力等资源的分配,看看GPA、学生工作、学术科研、兴趣爱好是否满足一个帕累托最优。我们日以夜继、疯狂地计算着投入产出比,并承担相应的代价。面对这样的困境,有的人主张“杀”——以一种“考试伦理与GPA主义”的教徒精神,追逐竞争内卷化的最终边际,并将这种努力延展到各个能够竞争的领域;有的人主张“逃”——逍遥自在,追求自己真正热爱的事情,几乎不顾别人对自己的看法。而真正想要达成平衡是一件颇具挑战的事情——我们的这些计算、投入背后隐含着人与人之间价值和幸福的比价,但是这种边际是模糊的。我们很难判断自己到底是不是为了生存努力过度,牺牲了自己的生活体验;我们也很难判断自己到底是不是过于庸散碌碌无为,牺牲了自我价值实现的努力。这样看来,规划与平衡并无法解决我们生活的结构性问题,更多地只是技术层面的一种自我调整。

“你们又发牢骚话了!反正说了也解决不了问题!大家不都这样吗?”

我主张“大逃”或“不杀”。“大逃”就是放下冥冥之中的极端竞争欲,按照自己认可的生存节奏(一个主观的度量出的社会平均水准)把获取快乐的来源真正放到自己喜欢的事情上。”不杀“就是在竞争中主动克制指向对手的潜在仇恨消除取得胜利的泄欲感打消社会资源活动到手后的自鸣得意。毕竟这些符合自己成为强人的幻想,本质上只是这个社会中最庸俗的生存手段,而不是任何一种值得炫耀的资本与胜利。“大逃”之人与“不杀”之人却在促进社会公益上有相通之处——“大逃”越多,给“杀”之人的自疑越沉;“不杀”越多,给“逃”之人的希望越亮。

更多人只是嘴上对抗社会畸形的文化,念叨着像罗曼罗兰那样“认清世界却依然热爱”。但是,我们依然坚信:我们所有人,无论在当下与未来,都不应该放弃对于教育问题的诊断和批判。现实地看,恢复教育的纯真、善性、美感,完全可以从上述的“大逃”与“不杀”中获取能量。而当你们开始陷入产生“逃”和“杀”的精神困境时,希望能冷静下来拾起这篇文章,给自己注入这种能量。

“大逃”与“不杀”,就是对“逃杀”最基本的抵制。直至国家、社会在教育改革的问题上达成新的共识,直至整个国家的治理资源、治理能力足以支撑起根本性的社会变革,直至破碎自私的社会对无尽的资源征伐、阶层恐慌感到厌烦和唾弃,人们终于行动起来,教育终会收复她失去的阵地——

逃离的流浪者将重归家园,

遇难的失败者不再受人讥讽,

血满双手的卫道士被赦免解脱。

有勇气“逃离”,

怀悲悯而“不杀”,

谈不上伟大,

却和教育近了一些。

林子

2019年6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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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晓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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