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涛 | 卡夫卡与官僚制

注:本文原载于公众号想当国师的哲学家们,附原文链接

卡夫卡是官僚社会这一人类前景的深刻启示者。他的小说(特别是《审判》和《城堡》)以官僚制为题,却并非一般地描绘官僚组织的活动或所谓官场现象,而是揭示了现代官僚统治与现代精神之间的内在关联。本文通过对其小说的分析,指出官僚制的活动方式是:以现代自然科学式的“监视—记录”为基本原型,官员乃是一种“社会—科学家”,在权力的作用下,他们的书写(调查、记录、指令)被当作社会事实或现象的“源头”或“本体”。以书写为权力运作之基本方式的现代官僚制,一方面与现代自然科学的世界观关系密切,另一方面也大大得益于自15世纪后半叶开启的书写时代。卡夫卡是自《堂吉诃德》以来作为一种反书写的书写的现代小说精神的传承者。生活于20世纪前期的卡夫卡对在官僚书写全控制之下的小说及其他类型私人书写的危机有着清醒的意识。他的书写(小说、日记、书信)乃至他的整个生命活动,都可以被看作是对这一危机——其本质为人的精神危机——的回应。显然,这是一个关涉到在官僚组织和科学技术双重控制之下的人的真实生活是否可能的根本问题。

(一)

官僚制是《审判》、《城堡》的一个基本主题。奥斯丁·沃伦说: “卡夫卡的小说可以看作是为官僚制度描绘的滑稽讽刺画。”乔治·斯坦纳说: “《审判》的故事核心描绘了一个心狠手辣但终究无能为力的官僚阶层。这部小说是关于官僚作风的恶毒神话,有着狄更斯《荒凉山庄》的影子。《城堡》不只是对奥匈帝国官僚封建主义的辛辣寓言,而这种讽刺是含蓄的。……卡夫卡不仅继承了狄更斯扭曲意象的大师手法,而且遗传了狄更斯对来自官僚机构和工业生产线的隐秘暴力的愤怒。”毋庸讳言,卡夫卡是官僚制问题的专家。在卡夫卡就读于布拉格卡尔德文大学期间的 1904 年,阿尔弗雷德·韦伯(马克斯·韦伯之弟) 到该大学教授国民经济学。两年后,卡夫卡通过了包括这位韦伯在内的考官们的面试,获得法学博士学位。韦伯兄弟在 20 世纪前 20 年中持续关注正在全球范围内展开的官僚政体,做了开创性的研究。卡夫卡在大学毕业后依然关注韦伯的研究。他的有关革命之后必将降临一个官僚社会的看法,与马克斯·韦伯如出一辙。

不仅如此,卡夫卡长期任职于波希米亚王国布拉格工人意外事故保险协会。这是一个半官方机构,职员享受国家公务员待遇。可以说,卡夫卡本人是一位职业官僚,平野嘉彦说他“至少到腰部以下全泡在奥地利的官僚制度里了”,也并不过分。至今,我们依然可以看到卡夫卡为协会所写的大量工作报告。不过,卡夫卡在小说中并不直接展示他所具有的有关官僚制的无论在理论还是在实践中所获得的专业知识。学者看待事物,有时因刻意寻求面面俱到而流于表面,小说家的一个好处在于可让读者随小说人物的脚步,深入事物的内在肌理,尽管未必包罗万象。卡夫卡小说主人公的一种功能正是“不自觉地揭露了这个社会的隐秘结构”,也就是隐藏在表面的、正式机构之下的社会内在权力结构。在《审判》和《城堡》中,K 这个一开始甚至有点天真的人物,让官僚制的诸种面相、尤其是其隐秘核心,随着情节的展开自然地呈现于读者面前。这是学者的高头讲章和教科书难以做到的。卡夫卡在小说中对官僚组织及其运作的观察独特,细致入微、鞭辟入里,很大程度上应当归功于他作为一位伟大小说家的眼力。

卡夫卡的小说并不一般地描写官僚组织本身,甚至也没有像巴尔扎克(如《公务员》) 那样描摹官场生态。他刻画的是现代人生活的一种深刻体验; 用本雅明的话说,就是完全受制于一个神秘莫测和莫名其妙的庞大的官僚体系的体验。卡夫卡描绘了官僚政体原则在生活的所有方面被全面模仿和复制的状况,以及官僚制精神对人的灵魂和精神世界的无所不在的影响。他的着力点不在“组织”,而在“社会”: 一个官僚化了的社会。昆德拉视卡夫卡为抓住了人类社会活动官僚化倾向的“第一位小说家”,是非常恰当的。

在卡夫卡小说中,官僚组织无往而不在。《审判》开场就在 K 的私人寓所中,呈现出一个金字塔形的官僚等级组织: 一个监督、两个看守、三个年轻同事,暗示官僚组织可以在任何情况下被建构或复制,并能随意地将任何人吸纳其中。在早两年写成的《变形记》中,萨姆沙变形为甲虫躲在家中,但是,他的家庭却官僚组织化了。不同于教科书中正统官僚制理论着眼于正规、固定的官僚组织,在卡夫卡的小说中,官僚组织是流动的,可随时随地建构于任何一种人群之中; 官僚机构常常是模糊的、暧昧的,有时像是正式的组织机构,有时又像是一些冒牌货。在卡夫卡看来,官僚机构可以是固定的、正式的政府组织,也可以是由那些充斥着“官僚心态”的、“官僚化”了的人所组成的任何一种固定或临时的组织。

“三”,是卡夫卡小说中关于官僚制组织原则的一个重要意象。三人成众,不过,在卡夫卡笔下,这个“众”意味着一种将个体祛除个性并使之融于机器的组织形态。《审判》头章,对 K 被捕时露面的三个银行职员,卡夫卡描写道,是如此雷同、“没有个性”、“贫血”; 组合为“三”,意味着自我的个体性和主动性的丧失。在顶楼法院办公室中,K 被一男一女夹着送出办公楼,“他们正迈着有节奏的步子向前走着,可他没有同他们一起迈步,因为他几乎是被他们一步一步架着走的”,K 尽管不乐意,却像中了邪或魔法一样,听凭摆布。《审判》末章,K着黑衣,两名戏装的无面目刽子手将他夹在中间,三人似乎构成一个完美的无法分离的整体。在《城堡》中,两个助手把 K(和弗丽达) “夹”在中间; 这两个助手,只要在一起时,就变得一模一样,毫无区别,像两个木偶,且“唯命是从、唯唯诺诺到可笑的地步”。两个助手的作用之一,是要尽力化个性尚存的 K 为与他们一样的木偶,跟他们一起构成新的“三位一体”。卡夫卡显然深谙官僚制的本质。

作为一种新类型,官僚政体与传统政体有一个非常不同的特点,就是它所界定的统治群体并非是某一固定人群(无论君王一人,还是少数贵族或多数民众) ,而是并非固定的、流动的群体——只要他们碰巧坐在写字台后面。这一群体具有“非人格化”的特征,巴尔扎克在作于 19 世纪 30 年代的小说《公务员》中已指出这点。马克斯·韦伯后来将此特点归纳为:“非人格的、即事化的目的为导向,而非设定在一种对人的关系上。”官僚政体的这一特点,与高标统治集团“特性”的传统政体迥异。官僚政体的新颖之处,就在于它是一种非人格的统治,一种有意识的匿名统治——面目含糊不清,也正是卡夫卡小说中官员乃至于大多数人的一个特点。

卡夫卡对官僚政体的“写字台统治”有敏锐的意识。在小说《美国》中,他描绘了一张新型美式写字台,“带有一百个大小不等的格屉”。在《审判》头章,监督之所以能在约瑟夫·K 的私宅中拥有号令 K 的权威,大概就是因为他把比尔斯纳小姐的床头柜摆在房子中央、充作写字台的缘故。在《城堡》中,克拉姆的首次露面——在 K 的管窥之下——正是坐在屋子中央的一张写字台边。

写字台本用于阅读和书写,写字台的统治,也就是文书档案的统治。在《城堡》中,官员似乎永远在垂头阅读。在他们面前的写字台上,一本挨一本地摊开放着又厚又大的书。哪怕在口述指令时,他们也不曾停止阅读。官员和记录员之间的差别,也体现在写字台与在它之前的小矮桌的差别。官僚政体下的官员是“学者”,他们总是垂头于胸前的形象,既象征了他们忙于阅读,也象征了他们并非轻盈的沉甸甸的思想。

写字台政体或官僚政体,与现代科学有着无法分割的联系。现代科学在本质上是一种“认知—控制”的科学。官员可以被看作是“认知—控制”主体的肉身化。像科学家一样,观察、记录和分析等活动是官员的首要活动。民众是认知对象和客体。无所不在的监控体系反映了官员观察活动的细致、全面; 记录是将所观察的内容转化为书面或其他媒介形式; 分析则包含了对人的动机和内在心理的探究。自然科学家以观察、记录和分析自然物(包括作为自然物的人) 为其职业; 官员则以观察、记录和分析作为社会成员的人为其职业,称他们为社会的“科学家”,并不为过。自然科学力图从理论上认知并解释一切自然现象,官员也力图认知并解释一切作为“现象”的人。在一个科学昌明的社会,人们习惯于科学家式的对待事物的方式; 在一个官僚化社会中,人们习惯于官僚式地对待人。

第一个自然科学化的社会科学体系,是霍布斯的政治理论。在霍布斯的体系中,国家是一种以人的生活为质料的人造产品,它之得以形成,乃是以对人的观察、分析和利用为前提的。后来成熟的官僚机器,正可以被视作权力囊括一切的利维坦的物质化身。埃姆里希把官僚世界本身视为一个“不断把所有的人的生活过程和认识过程全部记录下来,并且加以支配”的“巨大的世界结构的形象”,也揭露了它的“认知—控制”的基本结构。仔细审视卡夫卡笔下的“城堡”就会发现,与其说这是一座中世纪式堡垒,毋宁说是一个“科学家们”汇聚的大型研究机构: 人们于其中从事观察、记录、研究、分析,并下达指令。这或许可以解释,何以在卡夫卡的世界中,官员很大程度上摆脱了传统的形象——少了些“霸气”,甚至显得软弱,怕见生人: 本质上,他们更接近于古代离群索居的自然哲人。

那么,在卡夫卡笔下,官员们又是如何以文书档案的形式遂行他们的统治的呢?在《城堡》中,K 独闯贵宾楼酒店试图拦截克拉姆的努力失败后,其在村中的最高代表、村秘书莫姆斯出面,要 K 放弃接近克拉姆及试图进入城堡的努力。这时,老板娘提醒 K,想去克拉姆那里,“唯一的通路就是先让这位秘书作记录”。但这不是见克拉姆的交换条件。因为,关于 K 的记录早已完成,讯问他只为了填补两三处空白。这份记录之重要是对 K 而言的,它是 K“能同克拉姆建立的唯一的、真正的公务上的联系”。换言之,因为有了这份记录,K 才有了他在官府层面的存在。

值得注意的是,K 有两种存在: 一种存在于官府的记录; 另一种就是试图闯入城堡之中的、活生生的 K。接受讯问,填补空白,是要使活生生的 K 合乎记录中的 K。只是经历了整个“审判”过程,领悟了“在法的门前”的故事之后,《城堡》中的 K,已经不再是《审判》开头时的那一个,因此,他拒绝了莫姆斯的讯问。他没有被羁留于莫姆斯的门前,而是选择走人。

小说提及的业已完成的有关 K 的记录,让我们感到好奇,不知一向拒绝与 K 谋面的官府,是如何记录 K 的。在保留下来的《城堡》的删节文字中,有一大段与这份记录有关,这也是在所有删节文字中篇幅最长的一段。在这段文字中,卡夫卡描写了一场意外: 一大群人突然蜂拥而入,乘混乱之际,K 几乎暴力地将记录夺在手里,于是,透过 K 的眼睛,我们得以一窥官府关于 K 的记录。这份记录首先表明它的意图在于揭露 K 的真相——要证明土地测量员有罪并非易事。因为,唯有不怕难堪硬着头皮强迫自己设身处地沿着他的思路去想,才能一步步识破他的诡计。

所采取的方法首先是“观察/记录”: “他到达本地后在此留下的每一步足迹,我们均已悉数记录在案了。”换言之,K 的一言一行,无不处于城堡的观察或监视之中。当初,K 一到村庄,城堡就将计就计,派了两个助手给他。随着两位助手的到来,城堡的“眼睛”便追随在 K 的左右:他们无时无刻不在盯着 K 这边的动静,或者佯装孩子游戏把手掌卷起作望远镜状放在眼上窥探以及其他类似的胡闹,或者就干脆只是不断朝这边挤眼,多半则是忙于梳理、捋顺自己胡子……这两个助手的形象,昆德拉称作“卡夫卡诗学上的最有重大发现”,并视之为城堡的整个具有威胁性的“现代性”的代表: 警察、文字记者、摄影记者,可怜的讹诈者、淫猥的窥视者、令人讨厌的人,彻底毁坏人的私生活的打手,穿越正剧场面的天真的小丑,等等。换言之,这两个“助手”,是现代人生活中无所不在的“眼睛”的象征; 代表了官方和私人、附属者和领导者,既可存在于专制社会、警察国家,也可存在于大众社会、民主国家; 是作为现代权力运作之基本方式的监视或观察的化身。

与教科书版的官僚制理论不同,在卡夫卡小说中,官府权力不仅不别公私,而且渗透于人的私人生活。在《审判》中,K 的私宅被用于办公; 法院设置在居民楼的顶层; 最后的处决形同私刑。在《城堡》中,“K 从来还没有在别处见过公务和生活像此地这样完全交织在一起,它们是如此纵横交错密不可分,以致他有时会觉得公务和生活似乎互换了位置”。官府权力对人的观察/操控是全方位的,完全不受公私界线的限制。

与那些显得臃肿、低效、热衷于表面文章的公共/公开机构相比,直接渗透于私人生活的隐秘权力,通过对人的私人生活的、看上去“非政治”的控制———往往把一个人“置入一种非公务的、完全莫名其妙的、摸不清看不透的、与自己格格不入的生活之中”,从而更有效地控制个人: 在《城堡》中,克拉姆对 K 的公职所拥有的,仅仅是有名无实的权力,相比之下,对 K 的卧室却拥有实实在在的权力。

以隐秘的方式介入隐秘的私人生活领域,是现代权力的基本特征之一。与承认个人对家室拥有所有权的古代政治观念不同,在现代社会中,个体的原子化使其极易成为官府权力监视和操纵的孤立无援的对象。权力向私人生活领域的渗透,本质上不仅不违背、而且契合于官僚统治的根本精神: 对对象进行最充分、最全面、最详尽的观察和记录。与官僚制一样,这种监视/记录的机制,与民主/专制之政体的一般区分并无内在关联。当然,在不同政体下,监视者有众有寡: 专制政体是秘密警察的监视,民主政体是隐含秘密警察于其中的媒体和大众的监视; 但从被监视者的角度而言,是被一个人(独裁) 、少数人(寡头) 还是多数人(民主) 所监视和操纵,并无太大区别。在现代官僚政体的全监控的治理状态下,政体差别的重要性已大为减弱。

边沁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他认为,他为监狱改革所提出的著名的全景监狱方案,似乎是可以扩展到整个社会且作为未来社会的一种理想的:一个健全的王国,这个伟大星球本身,将成为一个运动场,在那里每一个人都在每一个其他人的眼前锻炼自己。每一种姿态,肢体或脸型的每一次变化,凡属于那些他们的动作对于普遍幸福具有可见影响的人们的,都将被注意到并被记录下来。

以社会之名义进行的观察和记录,似乎意味着一切人监督一切人。监督的全民化,赋予了这种监督以理直气壮性,当然,在实质上,它只是掩盖了不论多少人在监督,大多数人永远不过是被操控及被监督之对象的事实。其实,不论监督者多寡,都未走出现代权力的“观察/控制”模式。“观察”作为控制的前提条件,正是一种加诸权力的活动。使被观察者置于观察对象或客体的位置,便是使之成为权力所加诸的对象。在现代科学中,对对象的控制或征服程度的加强,与观察技术的提高密切相关: 显微镜的产生,意味着人的权力进入了微观世界; 天文望远镜的改善,意味着人类提高了征服宏观宇宙的能力; 观察人的技术的提高——尽管在写于 1922 年的《城堡》中,这种技术依然极为原始——意味着对人的控制的加强。

《城堡》揭示了权力与此一类型的“观察”的关系。克拉姆的权威,与他的总是自上而下俯视着的凌厉逼人的目光有关。慑服弗丽达的,正是这种可以射透人的身体的目光; 也正是助手天真而炯炯有神的眼睛,令弗丽达猜想到他们是克拉姆的人。如此之类的“观察”,也成为城堡统治之下村民看待人的基本模式。无论谁,都渴望将他人置于自己的观察视野之中,成为自己的观察对象或客体。弗丽达凭借其拥有能“窥视”克拉姆的小孔而傲视群伦。在城堡的世界中,拒绝卷入“观察”之共谋群体的似乎只有一人——阿玛莉娅,她的目光“冷漠、明亮、呆板,并不完全对准她观看的目标……”,延斯称她是“小说中惟一真正自由的人”。

正视,包含着某种平等,哪怕是敌对的; 窥视,偷偷地看,意味着乘被看者不备。窥视者处于主动状态,被窥视者处于被动状态; 窥视者处于防范状态,被窥视者处于无防范状态; 换言之,这是一种窥视者处于优势地位,而被窥视者处于劣势地位的“征服状态”——一种全民的监狱社会。窥视者或明或暗地对被窥视者拥有了权力。

倘若“被看”意味着被置于权力之下,那么,与之相反的状态,便是“不被看”。权力者总是尽可能地处于隐蔽状态: 一种被“无视”的隐身状态。克拉姆总是避免见人,他是遥不可及的。与传统如封建时代的展示甚至炫耀式权力不同,现代的“城堡”权力低调且隐身。保护权力者,使之处于“隐身”状态,是权力守门人的重要职责之一。

小说家昆德拉如是总结这一“显示—观看”之权力辩证法:存在着这样一个定律:国家的事务越是不清不楚,个人的事情就越必须透明;官僚主义尽管代表的是公事,但它是匿名的、秘密的、有密码的,是无法让人理解的,而私人则必须显示他的健康情况、经济情况、家庭状况。而且,假如大众媒体判决、决定的话,他就再也得不到一刻的隐私,不管是在爱情中,在疾病中,还是在死亡中。打破别人隐私的欲望是侵犯性的一种古老形式,今天,这一形式已经机构化(官僚主义体制以及它的那些卡片;媒体以及它的那些记者),在道德上合法化(获得资讯的权利成了人的第一权利),并被诗性化了(通过一个美丽的词: 透明)。

这一“显示—观察”的法则,昆德拉视之为一种官僚统治的原则,简单地说,就是: 公事隐秘,私事公开。完成这一公私颠倒的,正是以专业性自负的官僚制: 被治者显形,被置于聚光灯下,以利于被观察; 治者隐形,“匿名统治”,最大限度地不必承担责任。观察,不仅是记录、分析和判断的前提条件,而且,其本身也是一种触及被观察者的控制行动。倘若说,科学家的观察似乎一般不能对观察对象产生影响——微观世界除外,那么,对人来说,被观察并非对被观察者不产生影响,其实,观察本身就是一种影响或控制的方法。一个人被拎上公众舞台,孤零零置于聚光灯之下,大多数并不习惯于表演的人会感到手足无措,感到孤独和软弱——尤其是所有旁观者的眼睛皆闪烁于无边黑暗之中时,这种恐惧甚至会令人丧失行动能力。观察行为本身就可以是一种起着消极、抑制作用,甚至具有伤害性的控制手段,成为一种毋需判决的惩罚。

与传统的压迫性的统治不同,官僚统治的“观察” 还具有一种消磨人的意志的作用。一般而言,它并不试图激发人的敌意乃至斗志(蓄意制造敌人除外) ,而是通过把人置于无所不在的视线的注视之下,使人处于惘然的、充满畏惧的状态之中。固然,如边沁所设想的,当一个人知道他处于持续的、不间断的监督之下时,其行为会变得循规蹈矩,然而,这样的一个人更可能根本无法行动。昆德拉也曾在他的小说中写到这种不妨称之为“视觉抑制”的办法:在有人睁眼盯住我们做什么的时候,在我们迫不得已只能让那只眼睛盯的时候,我们不可能有真实的举动。从长远看,连虚假的行动都很困难。这种“视觉抑制”最后甚至无法激发哪怕是策略性的行动——所谓“在暗藏的窃听器前的智慧表演”。因为,权力者并不在意所看的或所听的内容之是非对错,而是只在于“盯”本身; 似乎唯有“盯”才体现了权力,是为了让一个人知道,他时时处处被置于监视之下。这才是使人最终无所行动的最好办法。换言之,它不在于使人不错误地行动,而是使人不行动。反过来,对被治者而言,避免被“盯”,便是头等大事。卡夫卡在《审判》中是这样写的:决不能惹起上面的人对自己的注意! 一个人必须深藏其看法而不露,不管这是多么与其性格不相称。

使得“观察”得以显形的基本形式,是文书或记录。正如科学家对自然物的描述,被认为是对后者本质的呈现; 那么,官僚机构基于无所不在的观察之上的文字描述或记载,则被认为是对人及其行为的本质的呈现,它们似乎比人及其行为“现象”更为“真实”。官僚政体的文书档案统治的本质便是: 存在就是被监视,存在就是被记录。于是,那些深谙监视的秘密机理的人,自然就能随意形塑存在的“事实”了。

回头来看《城堡》中有关 K 的记录。这是一份科学研究报告,不仅包含了对 K 行迹的记载,也包含了对他的内在心理的分析——K 接近弗丽达的意图是要夺取克拉姆的情人,以便拥有一个人质,以及对他所采取的对策建议——对于 K 的闯入,官老爷们不妨拿他寻寻开心; 不必担心 K 寻衅滋事、他的活动能量微不足道,等等。

这份建立于全面监视之上的科学分析,像是科学研究者对所研究对象的旨在揭示其真相的实证分析。从事此类记录的基本旨趣在于管控人。福柯指出,自 17 世纪末以来,宗教忏悔的赦免性机制被行政管理的记录性机制所取代,尽管后者同样要求把对象的日常生活纳入话语体系,其调查充斥着无关紧要的违法行为和骚乱的微小领域。作为最基本的社会控制方式的讯问和记录,涵盖了生活的所有方面:

为了实现对社会的监察和控制,长久以来所采用的程序被沿袭下来,还有过去仅在局部运用的手段:告发、投诉、调查、报告、密探、审讯。一切以这种方式言说的东西,都经由书写的方式记录并积累下来,整理成卷宗和档案。……由不幸和违规行为所致的微小困扰,不再通过忏悔中几乎难以听见的低声吐露向上传至天堂,而是通过书写的痕迹在尘世间积聚起来。……于是,就日常生活而言,一场全新的演出诞生了。于是乎,“平常不过的东西、无关紧要的细节、隐匿的事情、普通的日子、寻常的生活,所有这些,……之所以可以被描述、被记录,正是因为它们被一种政治权力机制所渗透”。

这也就意味着,在现代国家中,原先活动于昏暗教堂深处的、穿着黑袍的忏悔神父,摇身一变,成了坐在敞亮办公室中的写字台后面、专门从事于观察和分析的“科学家—官员”。换言之,现代民众得以不再依赖神父从而获得思想独立和自由的读写能力,也同时被运用于对他们的控制。

不过,卡夫卡笔下的官员“记录”与在神父面前的“忏悔”的不同,除了以可以持久保存的书写文本取代无法片刻持续的低语之外,还有一个重要变化,这就是官员主动调查,而神父依赖于忏悔者的诉说。官员们对被观察者的所谓客观现象的“记录”,更像面对沉默之自然的科学家,用其主动性的调查和书写,“逼出”事实真相。他与被观察对象之间的关系,更是一种讯问和被讯问的关系: 官员讯问并记录,被讯问者回答。只是在这个过程中,被讯问者被当作一个完全可以被漠视的客体,一个“无”。《城堡》中,乡村教师整理了一份 K 与村长谈话的“简短记录”,K 很生气,说: “背着我让一个谈话时根本不在场的人事后整理出一份记录? 这可真不简单呀。”又,在前述所引删节段落中,村秘书莫姆斯说:这些文件根本就不需要他的回答,因为它们既不需要任何补充,也不需要任何修正,而他自己反倒是很需要这份记录的,既需要我提的问题,也需要他自己的回答。

这表明,记录不依赖于被记录者,倒是相反,被记录者的存在依赖于记录: 读着关于自己记录的 K,与这份记录之间,是影子与实物的关系。官员具有选择和建构关于 K 的事实或真相的一套方法,他们拥有关于对象的无数代言人。精通法律的卡夫卡告诉我们,司法不公正之根源不仅在于枉法,而且在于权力拥有随意建构事实的能力。科学家的“人为自然立法”的认识论法则,在现代国家中,体现为官僚机构为人构建事实的权力原则。卡夫卡的这一小说家言,可以从福柯的研究中得到支持:除了英国这一明显的例外,在法国以及多数欧洲国家,整个刑事诉讼过程,包括最后的判决,始终是秘密进行的,也就是说,不仅对于公众,而且对于被告都是不透明的。这一过程是背着被告,至少是在他对指控或证据茫然不知的情况下进行的。

福柯还告诉我们,初审司法官有权接受匿名告发,在瞒着被告的情况下,怀着疑心并以各种巧妙的方式讯问被告、捕捉被告的漏洞。初审司法官拥有独自建构某种事实并加之于被告身上的全权,正式法庭的法官所得到的就是这种以文件和书面陈述形式提供的“现成事实”。这是一种“无须被告出席便能产生事实真相的机制”。这种秘密的和书面的司法程序,体现了在刑事案件中确立事实真相是君主及其法官的绝对排他的权力的原则。因此,秘密构建事实的能力,一直被视作绝对权力的一项内容。

不直面被处理的对象,视后者为沉默的、其内在性完全毋庸理睬或简直可视作不存在,正是以对物的“认知—控制”方式来对待人的结果。传统君主政体乃至专制政体之退出历史舞台,并不意味着这种处理或治理人的方式的终结。相反,随着现代的对物的“认知—控制”方式的盛行,随着对“事实”或“事物”的认知有赖于更加复杂的观察和表述媒介,随着技术和组织能力的前所未有的进展所导致的对整个社会的全面控制,这种对“人自身”的无视,在广度和深度上只会有增无减。

不过,面对活人的社会的科学家,与面对死物的自然科学家毕竟因对象的不同而会产生差异。在社会的科学家或官僚那里,会产生一种对活人的惧怕。在卡夫卡笔下,城堡用无数的方法和持续的努力,以避免城堡官员见人。毕竟,对象看到了官府关于他的记录之后,会说: 这不过是“背着我本人说我的坏话”,靠女人(老板娘) 的帮忙写就的,因而“是些危言耸听的、空洞无物的、可悲可笑的、长舌妇喜欢的嘀嘀咕咕”。尽管对象的态度并不妨碍关于他的记录的“客观性”和“全知性”,但是,这毕竟意味着出现了两个不同的对象。对象活生生的存在——尤其当其独行其是时,总会对官府的“客观”事实的建构,产生干扰或不良影响。在另一篇小说即《流刑营》中,卡夫卡设想了一种完全拒绝与人面对面的极端例子: 流刑营的军官拒绝进行任何讯问,因为,讯问“只会产生混乱。他会撒谎,即使我成功地驳倒他的谎言,他又会用新的谎言来取代这些被驳倒的,就这样没完没了”。换言之,只要面对活人,记录就会有麻烦。

大约在写作《审判》后不久,卡夫卡还写了一则只有一两页篇幅的小故事,题为《一场梦》。一个名为约瑟夫·K 的人梦到自己来到一座公墓前,看见那里正在起一座新坟,两个男人把墓碑砸进地里,第三个男人,一个画家,在墓碑上写下“这里安息着——”,他一看到 K,就写不下去了,显得很狼狈,形容也枯萎起来。K 意识到这是他本人的墓……后来,昂着头的 K 坠入了墓穴,画家才又重新挥笔,把 K 的名字书写在墓碑上。可以把这则小故事看作理解《审判》和《城堡》的关键。作为人的坟墓或尸体的文字,却被当作人的真实存在。于是,活生生的 K 的意外出现,使书写者顿时丧失生气。《城堡》中的 K 看到关于自己的记录,正好像这个故事里的 K 遭遇了自己的墓穴和墓碑一样,这都是令书写者难堪的事。

这则小故事也许能够帮助我们更深入地理解《审判》中约瑟夫·K 的罪———他还残存着偏离文书记录的“自由”。因此,《审判》中的约瑟夫·K 一旦无法成为“记录”的“影子”,就得被“逐出”。而 K 在《城堡》中的回归,也必定会带来一些混乱。K 正是一个令书写感到不安的幽灵。官府的一切努力可以归结为这样的一点: 让活着的 K 与文字的 K 合二为一。

关于人的行迹和动机的官府记录,不仅被看作人的言行的真实反映,而且被看作人的存在的本体。于是,掌握了对人的记录,便掌握了他的存在与否的关键。昆德拉把官僚政体下的记录与人的这种关系,比作柏拉图的理念与其影子的关系:在卡夫卡的世界,档案就像是柏拉图的理念。它代表的是真正的现实,而人的物质性存在只是投射在幻觉屏幕上的影子。

这个类比,巧妙地点出了文书档案统治的要害。在柏拉图的理念论中,理念被看作事物的真实存在,而事物则是理念的模仿; 那么,在官僚政体下,活着的人 (如 K) 被视作是作为“理念”的官府档案的影子,甚至一个会发生错误的影子; 而一旦成为错误的影子,则连做影子的权利也丧失了。影子本身是没有“灵魂”的,或者说,他的“灵魂”存在于官府的文书档案里。官员用文书档案建立了一个由他们直接操作的文字世界——这是“城堡”的真义。后者被看作一个真实存在的世界,而每一个活人及其行为,则只是关于他的身份和行为的“记录”的“模仿”。文书档案指导着每个人的活动,而人不过随着官府的记录而起舞。

无怪乎在《城堡》中,几乎所有人都“操心”着城堡,后者才是他们的存在之“本体”所在。K 之所以汲汲于他在城堡中的“名分”——土地测量员,也是因为这关系到他的“生存”。因为,没有在官府档案文书系统中备案或有其存在,便无异于不存在。在《中国长城修建时》中,卡夫卡写道: “我们实际上是在揣摩最高层领导的指示时才认识了我们自己,才发现,如果没有领导,我们的学问和见识都不足以使我们胜任我们在整个伟大工程中所承担的渺小的职务。”所有人都只是通过“城堡”,才与自身打交道; 只是通过“城堡”,才与他人打交道。

在《城堡》中,明智的 K,冒认招聘过的“土地测量员”: 一个人总能从城堡指令中找到一条与某一行为相符的命令,正如任何一个影子,总可以在官府那里找到它的“理念”的。换言之,凡现实中所发生的一切,也都能在城堡的文书档案系统中找到它在文字中的先在的存在。这就反过来要求城堡必须监视所发生的一切,密切注视任何可能越出规定的事。不过,一劳永逸的方法,是使事物合乎指令地存在着。换言之,使活人真正成为记录的影子。要做到这些,就得努力使之依照文字(指令) 而活动,或者说,使其行动源于“指令”,就是使一个人之所是,源于“记录”。在此,我们也可以一窥在官僚政体的统治下,何以存在着一种将人一律“官僚化”之内在倾向的根源: 这是最大限度使活人合于其记录的办法。只有在官僚体系之下,才能最大限度地使人成为“指令”的影子——依指令行事,或者,依“剧本”行事。“办公桌都是普洛克路斯忒斯之床”,书写裁制着现实。

正是在操纵他人之时,对他人的“规定”自然成为了摹本,预设的“记录”真的成为了人的本体。倘若人都变成职员或公务员那样的存在,那么,文书档案的世界就自然而然地成为了一台依文字运行的机器。由此可以意识到,所谓极权国家的真正含义,是一个凡事都按既定文本行事的国家。为实现这一点,将所有人纳入指令体系,换言之,使所有人“官僚化”,是必不可少的前提条件。昆德拉说: “一个极权国家只是一个庞大的行政机构: 由于所有的工作都在那里国家化了,所以所有职业的人都成了职员。”这里的“行政机构”,指整个国家由指令体系构成,这里的“职员”,指所有人都合乎关于他的“记录”并依此行事。于是,“一个人重要,并不是因为他有‘性格’,而是因为他有‘公务’,即因为他有职位以及与此相关的一切”。在城堡中,亦即在现代国家中,人以自身的自然存在——神性的,或者,难以理喻的人格或自我,换取了他在文书档案中可被记录、分析、处理的职员“身份”。这就是霍布斯式契约论的实质: 以成为受令、行令的职员,换取其在官府文书档案中的存在。而在《城堡》中,K 与官府的关系,恰恰处于自然状态与国家之交界处。面对城堡的 K,是一个无身份者、一个无名者、一个现代国家的“异乡人”。“利维坦”采取了惯用的手法,以给予身份——弗丽达的丈夫和学校

(二)

卡夫卡是一位勤于书写者。他的书写可以分为两类: 一类是白天他在公司或办公室里的书写,另一类是他在夜间的写作。前者可说是作为一名官员的书写,后者则是一种私人书写。卡夫卡说,这两种书写使他处于一种被撕裂的状态。他在书信和日记中多次谈及这两种书写的彼此冲突、水火不容。1913 年6月22日在给费莉丝的信中,他这样写道:写作是我根本的本质。如果说我身上还有什么好的方面的话,那就是它了。……我将在办公室和写作之间被碾成齑粉。如果没有那个办公室,那么一切当然都会迥然不同。

几天以后,同样的话题在信中又一次出现:为生活操心,同为生活领域中应有之义,因而最终正好能和办公室的工作协调一致,但写作和办公室却互相排斥,因为写作的重心在深层,而办公室却处于生活的表面。一个人这样不停地上下奔忙是终会被撕裂成碎片的。昼间工作,在卡夫卡看来,是一种表面义务,夜间写作才是内心义务,后者需全部身心为之准备,“是在极乐世界里的身心消融和真正的生命力的迸发”。

《城堡》是卡夫卡夜间书写的产物。书写的主题,是以昼间书写为主要内容的官僚制。可以想见,在《城堡》中,与卡夫卡有关的两种冲突的书写必然会有所体现。只是在《城堡》中,这种冲突与对立变得更加纯粹,从形式上的变成了实质上的,因为,在这部书中,书写已经全然为城堡或官府所垄断,而 K——不管怎样,总让人想到卡夫卡本人——几乎与书写绝缘,这多少会令人心生疑问,毕竟——从勃罗德第三版后记所公布的结尾看———K被人视为一个“有学问的人”。在小说中,K不是以其夜间书写,而是以口语言辞来与城堡的书写相抗衡,这是私人书写与办公室书写这一对立的更本真的形式。私人书写与其说是一种书写,毋宁说是一种反书写的书写。

西方文明对书写的最初思考,源自柏拉图。正是透过与口语的参照,柏拉图讨论了文字或书写的优劣。在对话录《斐德若》中,埃及王塔穆斯针对忒伍特所发明的文字评论道,文字虽说意图弥补口语的易忘性,却更易于使人忽略“回忆”,给学过文字的人的灵魂带来“遗忘”——“由于信赖书写,他们从外仿制不属己的东西,而非自己从内回忆属于自己的东西”,由此,学习者自以为认识了许多东西,实际上却毫无认识。他们没有成为真有智慧的人,而只是成了显得有智慧的人。换言之,书写造成了一种倾向,即过分依赖于对并非源于自身的外部事物的模仿或习得,并将这种外在之物,误作自身所固有。书写的另一缺陷,在于对话语境的失落。书写之物无法区分读者,不懂得该不该说以及该对谁说,也无法面对他人的提问和质疑,只能听凭读者的阐释,所以,“[写下的言辞]自己既保护不了自己,也救助不了自己”。

这里所说的文字更易于使人“遗忘”其自身知识——而在柏拉图看来,“知识源于回忆”——是与它对言说者及言说情境的脱离有关。文字在记录或固定下语音的同时,脱离了与对话场景和语境的联系。于是,固定为文本的言辞,成了一种孤立的东西,既丧失了与说话者的联系,也丧失了说话对象的特定性,可以说成了一种不知从何而来、也不知往何而去的飘浮于空中的无根的“言语”。这种双重脱离,导致文字成为不同于言辞的另一种东西。利科说: “对于话语而言,面向也会在话语处境里出现的对话者,这是一件事情; 而就像通过所有文字现象里的情况,面向任何一个会阅读的人则是另一件事情。”言辞和文字具有不同的性质。

书写文字与口语对话的差别,至少在柏拉图时代已被意识到,但是,在此后长达将近 2 千年的时间里,书写文字的特性(且不论其优劣) 对人的生活的影响依然极其有限。书写只是极少数人的事,文字主要被运用于对古代重要的文献典籍( 所谓“经籍”) 的保存以及重要的政令律法的颁布和政事的记录,并未大范围进入普通人的日常生活。这种情况直到 15 世纪下半叶才发生了根本变化,印刷术的普及和大众读写能力的提高是这一历史性变化的主要原因。自此,人类才真正进入所谓书写时代,而柏拉图早已讨论的文字书写的问题才真正成为了一个问题。

就言辞而论,语境或交谈者的共同处境,是使其富于生气的前提条件。这种共同处境就像人类生活的空气一样,环绕着交谈者及其言辞。而文字的特性,正是对言辞语境的脱离。就现代小说而言,自其 16 世纪诞生伊始,就出现了对这个问题的思考。《堂吉诃德》表现了模仿骑士小说(书写) 的堂吉诃德与自身所处现实生活环境的断裂。此后,有关抽象的、去语境化的文本模仿问题(对书写的模仿) ,始终是现代小说的一个重要主题。鉴于现代小说的产生,很大程度得益于“可视性语言”亦即书写的出现,对文本模仿的反思,便意味着小说对书写本身的反思。这构成了现代小说的一种“自我意识”。

但是,至少从 16 世纪开始,文字依然构建了一个日益脱离人及其真实生活的书写世界: 这个世界由一个自然科学家的世界和一个社会科学家的世界综合而成; 它被看作是对世界真相的揭露,或是对世界真相的呈现。在此背景下,争夺文字或书写的权力,有了与古代完全不同的意义: 在古代,文字仅仅被当作权力的一种有效工具; 在现代,文字却尤其被看作与对世界真相之把握关系密切。

卡夫卡笔下的城堡世界,就是这样一个掌控着世界真相的权力系统: 一个典型的阅读与书写的系统。官员们“头向前胸低低垂下”,几乎看不到眼睛,其沉重的前额和又长又大的鹰钩鼻子,似有不胜支撑之感。这些垂头于阅读和思考的官员口述指令,记录员成文,信使送达。这些文字的东西——城堡的指令或信函——几乎都有一个共同特点: 总与现实情境有不同程度的脱离,不是早于就是落后于现实,且不专门针对某一特定对象。换言之,城堡指令或信函具有书写文字的典型特征: 对语境的失落——不知发出于何时何地,亦不明其所接受者。这种超越了一切具体情境的指令或信函,具有朗西埃所说的文字的“自足性”和“不及物性”。

渴望回到真实生活的 K,深谙书写文字与口语言辞的区别,坚决以言辞向城堡提出要求。《城堡》第十章篇幅不长,却非常重要。在这一章中,K 面对巴纳巴斯口述了面见克拉姆的请求,并且,限定时间让巴纳巴斯将口信转达克拉姆,同时讨来回话。向巴纳巴斯口述请求后,K 在纸上把口信书写下来作为备忘,此时,巴纳巴斯已经可以把 K 的口信一字不漏地背诵了。这段叙述包含了口语创作、文字记录和根据创作或记录的背诵这三种不同类型。在此,即时的和及物的口语创作,代表了参与现实的力量,拥有对书写的主导地位; 时效性、互动性和与回忆的关系,是其主要特点。与之相反的是克拉姆式的书写(信函) : 漫无边际、自说自话且充满了误解,是一种孤立的、脱离现实世界的东西。

《城堡》中奥尔嘉口述的阿玛莉娅故事,是言辞与文字相对立的另一具体体现,它同样与官府对 K 的行径的记录与分析相对立。不同于权威性、确定性的文字,奥尔嘉的言辞,充斥着推测,显得模糊与不确定。这种在抽象的、非人格的、凝固的文字与主观的、流动的言辞之间的对立,亦是权力与反权力之间的对立。

从言辞与文字之区别的角度,可以更好地理解 K 的诉求。K 意欲闯入城堡,面见克拉姆,意味着什么? 用小说文本的话来说,是能够“面对面地同他说上话”,“在家里,在街上……什么地方都行”。换言之,K 所要求的是“对话”——直接的、面对面的、平等的交谈。它所针对的是与官府“交往”的两种形式: 一是书面文字的间接往来; 二是面对面的直接“讯问”。书面文字,譬如巴纳巴斯带回的克拉姆的信函,是单向的、无法回答任何提问的、可以被任意解释的、充满了误解的“信息”。它的存在,与其说是为了沟通人与人,不如说是在人与人之间制造间隔、断裂、遮掩和推拒。这正是“城堡”的森严壁垒,是在人与人之间所竖立起来的一道又一道闭锁的围墙。

“讯问”是一种官僚程序,是《城堡》中官员与百姓直接“交往”的唯一正当的方式。就像文字一样,它是单向的: 一方寻问并记录,另一方回答。本质上依然是缺乏互动的书面文字。K 所要求的不同于这两者。所谓直接的面对面的平等交谈,是要“能做到经受住他的威慑力量,在他面前站稳了脚”,是要“在一个掌权的大人物面前无拘无束地说了话”。这种交谈,蕴含了与官僚制相对抗之意。直接的、面对面的平等交谈,是活人与活人之间的鲜活交往; 而官府的讯问,或者,无时效性和无情境性的书面文字往来,只是显示了官府对民众的单方面统治。用与卡夫卡同时代的马丁·布伯的话,K 所要求的,乃是一种“我”与“你”的关系; 而被记录于文书档案,则是被当作“他”来对待。置于“我”与“你”之关系中,就是要求正视而不被窥视。正视本身意味着对被视者作为“人”的认可或承认; 窥视只不过将被视者视作一个被观察的、有待分析处理的对象或客体。

在《城堡》中,在坚持鲜活的口语交谈的 K 与固定的书写文字的城堡之间存在着一种斗争——K 的确被城堡当作心怀恶意的“入侵者”,那么,这首先是一个鲜活的 K 要求摆脱被记录于档案文字中的 K 的斗争,它在本质上体现为看待世界和人的两种彼此对立的态度: 视人为“他”与视人为“你”之间的对立。前者把人当作一种被观察与处理的对象,后者则把人当作一个独一的、作为“我”之存在条件的无限之存在者。K 的斗争,是力争不再被当作“物”而是被当作“人”。这是一场在底线上的战争。

与此相应的,是《城堡》中并存的两种视域: 一种是直接的、显明的、正视的 K 的视域; 另一种是间接的、隐晦的、窥视的城堡的视域。可以说,《城堡》依然延续了自《堂吉诃德》以来欧洲现代小说对视差问题的关注。《堂吉诃德》中存在着自视为骑士的行动者堂吉诃德与周边旁观者之间的视差: 堂吉诃德的“自视”与对文字(骑士小说) 的模仿有关,旁人对他的看法,多少与若干部包括假冒的以堂吉诃德为主角的小说有关。其中交错着现实对文字的荒谬模仿与文字对现实的虚假模仿,皆预示了在现代文字与现实之间互为语境的错综复杂的关系。

不过,尽管“自视”与“他视”的视差在《城堡》中依然存在,但是,与堂吉诃德的多姿多彩的游历生涯形成对照的,是 K 的底片式的单色世界。堂吉诃德意欲以其行动,使文本(骑士小说) 成为真实; 而且,在看到关于他的行动的虚假记录之后,能蓄意背离文本而行。在他身上体现了以行动模仿书写和以行动对抗书写的两种方式。不管是模仿,还是对抗,都意味着将真实唤入生活,使书写成为真实。然而,K 这个“在三个世纪的旅行之后,换上了土地测量员的行头,回到了家乡的村庄”的 20 世纪“堂吉诃德”,虽说也是以行动对抗着书写,但他所能做的不过是“乱动”: 无论如何行动,都动摇不了官府的记录。塞万提斯与卡夫卡所间隔的三四百年,正经历了现代性从诞生到烂熟的过程。如果说,伴随着现代性进程的欧洲现代小说的诞生,在很大程度上与这一视差意识有关,那么,它将同样终结于对视差的憎恨或消除视差的渴望。后者正是在卡夫卡的时代。同样是讽刺小说,《堂吉诃德》的故事温暖、生动,洋溢着对生活的热爱,《城堡》的故事则整个地笼罩于极地寒夜中,有的只是执拗的坚忍: 一个愚夫愚妇的丰富多彩的活泼的世界,变成了官僚的冰冷的理智世界; 堂吉诃德尚有他的“家乡的村庄”,K 却是一个家乡被劫夺了的无家可归者——残留的仅仅是对过去“家乡”的回忆。K 没有远行,他就在这里。远离的不是他,而是他的家乡。“冒险是强加于他的”,昆德拉如是说。

倘若说,堂吉诃德之云游四方,并非因为他的书房被焚的缘故,那么,K 的流浪,则着实是由于书写的权力——以及向现实要求兑现的书写权力——已经完全归属于城堡,准确地说,归属于写字台前那个似乎永远垂头于胸的阅读和书写的“新书吏阶层”。于是,在卡夫卡的小说中,现代作家常用的全知视角——作者仿佛是一名能看到一切事物之真相的“科学家”——被自觉放弃,相反,转而采用了主人公视角。这是一种狭隘的视角。K 的见闻,依赖于女仆式人物的钥匙孔之见,或者,来自于他人井蛙似的诉说。因为,全知视角早已不属于作家,而是归属于官僚机构。

如果说,现代科学或哲学意欲以文字呈现唯一一个真实世界的话,那么,小说则起着与文字的固化或孤立化相反的作用,旨在让人感受到生活的丰富而鲜活的气息。在现代科学、尤其是服务于社会管理的社会科学书写中,一个人只是意味着一个单位的数量。小说则相反,人物并非从情景中被抽离而成为一个抽象的“一”,而是返回于情境之中,成为一个独特的、具体的“一”。因此,正如昆德拉所指出的,现代个体性的诞生,与欧洲现代艺术尤其是小说的实践关系密切。正是小说帮助人们领悟到了每个人所具有的与众不同的个体性。

小说是书写尤其是 15 世纪后半叶印刷术出现之后的产物。由于书写的运用,小说在人物的多元视角、情境的复杂性等方面,达到了一个更高的水平。但是,如果说,书写在一般意义上是“去语境化”的,那么,小说这一种书写,则是“再语境化”的。如果说,书写是对世界的“抽象”,那么,小说则试图回归于世界,“每位小说家一开始就必须为自己创造一个世界”。这个世界就像真实的世界一样,包含了最厚实的背景和最丰富的细节。在此意义上,小说可说是一种反书写的书写,或者,现代意义上的“文学”,可说是一种反文字的艺术。小说文本在双重意义上与情境有关,它既包含着与现实之间的复杂的指涉关系,也包含着情境的自我指涉。譬如,从表面上看,卡夫卡的《审判》与 1914 年7月12日在阿斯卡尼饭店的“审判”有关,《城堡》则与 1922 年他最终离开供职 14 年的保险公司有关。但是,作为一种反书写的书写的现代小说,其真正的长处并不在于与外部现实的显而易见的关联,而是在于对生活情境的再造。卡夫卡小说在表面上看正是以脱离现实为特色,从其在 1914 ~ 1922 年的创作(《审判》、《城堡》和大部分主要作品) 中,人们几乎感受不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存在。与这种对外在现实的“脱离”相比,卡夫卡的小说更关注人自身的或灵魂的现实。正是在 1914 年,当人们忙于从事于为了他人的战争之时,卡夫卡卷入了一场为了自身的“战争”。这是一场更艰巨的“战争”,正如他自己所说,“要维持自己,需要多少的艰辛啊! 竖立一座纪念碑却不用花费如此多的力气”。写作《审判》,是卡夫卡的参战方式。或许在他看来,无意于正视自己和他人,人类才会如此轻易地卷入与他人的战争。

其实,小说的反书写及其“再语境化”,是与它在本质上对生活的仿真有关。因为,不论它与现实是否及发生怎样的关联,它总是要构造自己的情境的。而读者对小说的理解,并不主要依赖于它对外部的指涉,而是依赖于虽置身外部却能参与到小说所造的情境或氛围之中去。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小说正是一种情境或氛围的艺术。在此,它的确与官僚机构记录的截断情境、摧毁氛围正相反。倘若说,纯粹的文字既不能拥有声音,也不具有对话者,它只能单向地讲述自身,那么,单向通行的上令下行的官府指令正是其典型形式。在《城堡》中,作为文字化身的指令正是小说的对立面。指令要求对自己的模仿,并且,正像理念,它是纯粹的、普遍的,不受任何特定语境的限制。卡夫卡世界的“荒诞性”,不在于其中人物行为的稀奇古怪,倒是在于它的“合理性”: 一切依据规划或计划的生活; 其实,这是一个颠倒的世界——现实来自于指令,是指令的产物,生活则是指令的影子。

小说与指令处于两个对立的极端。指令式的文字截断源流,摧毁氛围,要求一种抽象的服从。但是,自塞万提斯开始,经过奥斯汀、巴尔扎克、福楼拜以至于卡夫卡的现代欧洲小说传统,则警惕对文本的一种单向模仿行为。小说使置身外部的读者“融入”于氛围的活动,并不是使读者获得同样外在于他的“文字”,而是使读者在这种“内化”活动中,能够重新赢得自身。它意图在文本与读者之间构建一种往复的交流或对话,在小说文本的自我建立和拆解的活动中,使读者逐渐获得关于自身的意识。因此,小说真正所指涉的,是读者向着自身以及自身生活的回归。在此意义上,小说的阅读是一种柏拉图式的回忆活动。通过《城堡》,我们也能意识到,虽则出自“城堡”之眼、显示为档案文书的“他视”似乎是这个世界的“真相”或“知识”的主要形式,但是,K 依然保存着基于对自身的意识和回忆的“自视”,后者才是他的人格同一性的基础。

在此意义上,卡夫卡的小说依然延续着自塞万提斯以来的近代欧洲小说的传统——一种反书写的书写,一种否定文字的文字; 确切地说,这是对更古老的柏拉图传统的延续: 柏拉图的对话,不正是一种渴望保留口语对话之鲜活性的书写吗? 显然,在对话中,话语内容与说话者及其语境是完全无法分离的。小说的书写,包括柏拉图对话,都是一种对抗一般书写的方式。

回头来看卡夫卡的昼间书写与夜间书写之间的对立。它们正代表了两种迥然不同的书写方式: 一种是使生命服从于外部的、僵死的、去语境化了的指令; 另一种则是旨在使读者返回自身及其不可分割的生活之源的文本。这是无生命之书写与有生命之书写的对立,是生命之机械化与对真实生命之渴求间的对立。《审判》和《城堡》中的两个“K”,分别对应着作为办公室书写者和作为夜间私人书写者的卡夫卡。在《审判》中,K 于清晨醒来,夜间离开; 在《城堡》中,K于深夜到来。《审判》中的约瑟夫·K,是一名“官僚”( 银行襄理) ,是一个其书写脱离了大地( 真实生命) 的人,《审判》的故事正从他的“觉醒”开始。《城堡》中,K 以土地测量员的身份归来,暗含了对大地 ( 真实生命) 的回归。无论在《审判》还是在《城堡》中,垄断着书写的官府都是一处无生命之地。《审判》中的法院办公室像“一件没有生命的东西一样”; 在末章,约瑟夫·K 与两个黑衣刽子手构成一个“只有无生命的东西才有可能”的完美合一、无法分离的整体,约瑟夫·K 的“死”则意味着对这个“三位一体”的摆脱。在《城堡》中,卡夫卡是这样描写城堡的: 在与雅诺施的谈话中,卡夫卡说:“德意志人肯定不读,因为他们不愿意承认,不愿理解,不愿阅读。他们只想占有,只想统治,而理解通常只能是占有和统治的一种障碍。不认识他人,就能更好地压迫他人。这时没有良心的谴责。”

“城堡的轮廓已渐次模糊,它仍一如既往,一动不动地静卧在远处,K 还从未见到那里有过哪怕一丝一毫生命的迹象……然而眼睛总是渴求着看到生命,总是难以忍受这一片死寂。”当巴纳巴斯一家被隔离于“社会”之外时,父亲、巴纳巴斯和奥尔嘉转而求诸城堡,被看作是对阿玛莉娅的“背叛”,因为需要汲取生命之源泉的巴纳巴斯一家,反而求诸无生命的城堡,正是缘木求鱼。

真正的生命力量,首先不是外在之 物——城堡——的给予,这里所谓的城堡,也可以指固化了的、被截断了源流的文本——不论是政令的,还是神学或伦理的文本。凡不论是外部赋予的,还是单纯得自外部的,都非人所真正拥有的。在与雅诺施的谈话中,卡夫卡把只是“通过外部措施”争取的自由称作“假自由”: 这是“除了害怕和绝望的苦草外什么都不长的荒漠”; 相反,“一切生命自由的根本条件……不是人为地制造出来的社会气候,而是不断地通过斗争去争取的对自己和对世界的一种态度。有了这个条件,人就能自由”。自由也是源于人自身及其固有行动,而非被动的赐予。“真理是我们每个人生活所需要、而又不可能从某个人那里得到或买到的东西。每个人都必须从自己内心一次又一次地生产真理,否则他就会枯萎。”城堡则意味着一个外部的世界。或许在它所赐予人的东西里面也可以包含真理或者自由——在城堡世界,我们的确看不到有任何强制力量的存在,只是对这种仅仅源于外部的、恩赐的自由,城堡完全可以通过其无所不在的治理术,把给出的所谓自由悉数收回。

在《城堡》中,除了“K”这个能指符号,K 似乎一无所有。但是,这只是就城堡视角而言。只有把官府书写等同于存在,K 才是一个“无”。事实上,K 就是其自身及其生活。单纯的、真实的、活泼的 K,是对官府纯粹书写的抗拒。这个“K”,象征着卡夫卡的与昼间书写誓不两立的作为生活存在的夜间书写。官僚化的或办公桌的书写,意欲思及一切事物,将一切变成录入文字,并把凝固的、僵死的文字视作生活本体,那么,私人书写理应相反,其文字恰恰是要恢复生命的元气和活力。官僚指令意欲将人作为牵线木偶、机器部件而存在,私人书写则意欲使读者领悟到丰富、复杂、多样的生活本身。卡夫卡的书信、日记和小说的私人书写,都试图以书写这一方式重新为书写注入鲜活的生活气息。在他看来,好的写作应该是一种引导:把孤立的、会死亡的东西引导到无限的生命中去,把偶然的东西引导到有规则的境
界中去。因此,这种书写就像是一种能呼唤出真正生命的魔术。以一种有生命力的文字对抗无生命的、不及物的官方书面套话,这就是卡夫卡的行动。

这是何以卡夫卡把昼间生活与夜间生活视作“在根本上阻挠生命和真正的生命之间的对立”的根源。两者之别,不在于空间位置,不在于时间冲突,而是一者将鲜活的、真实的生活固化为沉默的痕迹,一者试图将板结的、僵硬的生活重新变得柔软、温暖,使生命之元气重新流动起来。不过,从《城堡》的“城堡 = 书写”的意象中,不难体会到卡夫卡的忧虑: 有史以来,书写将第一次完全为权力所垄断,私人书写将不复存在。人类正面临这样的一种未来: 对书写的全面控制。

在卡夫卡写下《城堡》二十多年后,奥威尔在《一九八四》一开场就描绘了这样一幅画面: 温斯顿竭尽全力,寻找一个其书写不受监视的场所。此时,笔和文字这一最内在的、因而也是最具精神性的东西,将时刻处于各种眼睛的窥视之下。唯一被视作正当的,是办公桌上的书写,即在权力监护下批量生产的文字、图像或其他符号,而所有这一切都只是外在的仿制品或复制品。这将是一个办公室书写统治一切的时代,而私人书写——书信、日记和真正的小说——都将归于消灭。书写将不再是一种呼唤、引出或拯救生命的方式,而是相反,成为一种控制甚至否定生命的方式。伴随着韦伯所预言的由官僚制建构的未来农奴制的,将是一个古埃及式的书吏阶层。

卡夫卡在 1917 年4月写了《猎人格拉库斯》一文,文中死后四处流浪的格拉库斯这样说道:谁也不会去读我在这儿写的东西,谁也不会来帮助我;就算把帮助我作为一项任务定下来,家家户户的门仍然长期地关闭着,大家都躺在床上,用裤子紧蒙着头,整个大地就像深夜里的一家小客栈。这,不正是于深夜抵达城堡下村庄的 K 的处境吗?

(三)

《城堡》形式上是一部未完成的作品,但它其实是有结局的。这个结局,不是勃罗德告诉我们的那个,而是在第 18、19 章,K 应召于夜间进入贵宾楼,与官员比尔格、埃尔朗格见面,随后又亲眼目睹文件分发过程的故事。这是 K 到达村庄的第 5 个夜晚。与官员面谈、进入城堡,不正是 K 的诉求或目的吗? 城堡不在别处,就在村里,就在贵宾楼的有着逼仄走道、门挨门的一排一排小房间里。这两章将情节推向高潮,从反讽角度看也已登峰造极。后来,本雅明在纪念卡夫卡逝世十周年的文章中,用泼特姆金的故事来喻射卡夫卡的反讽艺术,所指的正是这一段落。

埃尔朗格让 K 去见他的口信,是巴纳巴斯捎来的。巴纳巴斯没能把 K 的口信转达克拉姆,却捎来了埃尔朗格的口信。后者是一名“记性非常好,又有很强的知人能力”的官员。这事来得突然,而且意外。 K 因为去巴纳巴斯家,断了与弗丽达的关系; 先前又拒绝了村秘书莫姆斯的讯问,看上去,所有通向城堡之路都断了。埃尔朗格的口信,不是克拉姆的微言大义的书面函,而只是直截了当的一句话。这似乎是一个讯号,暗含某种希望——虽然从官府角度看,譬如在村秘书莫姆斯看来,这依然不过是让 K 去接受讯问; 但在 K 的眼中,这是城堡向他发出的交谈邀请——于是,他欣然接受了。这个突如其来的消息,很合乎卡夫卡式结局的特点。但事情稍稍有些曲折。弗丽达出场了,照例力图将 K 引向歧途,避免他与城堡官员的见面。结果,K 却误打误撞,将错就错,闯入了秘书比尔格的卧房。于是,作为结局的 K 与城堡官员的谈话,不是发生在与预先要见的埃尔朗格之间,而是发生在与并不曾预想见面的比尔格之间。K 与比尔格的长篇对话——准确地说,是比尔格的自问自答——是《城堡》中最精彩的部分之一,也是理解卡夫卡有关官僚制思想的极为重要的部分: 这里头一回出现了一位城堡官员对城堡行事规则的谈论,而且,异乎寻常的是,在《城堡》中,这是城堡官员所发表的意见与当下情景相契合的唯一一次。

比尔格大概是由于 K 的闯入而被惊醒,而 K 像没头苍蝇一样乱闯,为的只是找一个能睡觉的地方。这一次的碰头,着实是由于彼此交错与相反的意图所致。一醒一睡,已经埋下使之成为一场空谈的根由。比尔格所谈的,是现代官僚制的一条核心原则———“铁面无私地执行公务、严格按公职的要求办事”。于职务中尽可能排除情感好恶,是官僚制的一条金科玉律。社会学家鲍曼后来是这样总结这条原则的:现代官僚体制禁止情感干预决策和指令的执行;官员们在进入办公室时被命令将其个人的忠诚和承诺与他们的大衣和雨伞一起留在更衣室里。办公场所必须是“无道德领地”。一旦涉及到办公室事务,允许进入办公室的惟一道德是对老板和同伴的忠诚。

但是,作为一名官员,比尔格在 K 面前表示出对这条原则能否被切实履行的怀疑。他自问自答道,秘书们普遍反感夜间讯问的原因,是夜间讯问会对这条原则产生双重干扰。

其一,与人面对面,官员们会变得心软:可望而不可即的老百姓,现在活生生地坐在你眼前了。他不用开口,只消在你面前一坐,就等于发出了无声的邀请。请你去了解他的穷苦生活……这种静夜里的无声邀请有着巨大的诱惑力。一旦接受了这个请求,你实际上就等于不再是公职人员了。这种情景能软化人心,如果置身其中,很快就无法再拒绝任何请求。其二,心软更易于发生于夜间:在夜里很难、或者简直就不可能完全维持谈话的公事公办性质……夜间人们往往不由自主地倾向于从一种比较私人的角度去判断是非……上访老百姓和官方人员之间的必要界线,尽管表面上泾渭分明,实际上却往往模糊不清,而在正常情况下本来应该只是毫不含糊地上面发问下面答话,有时却会出现审问人和受审人互换位置那样一种极不像话的局面。

其结果便是置官员于绝境中: 老百姓提出要求,他就得答应,即使这无异于把官府的严密组织砸烂,也不得不答应。这就好比遭遇了“森林大盗”。尽管按照其职位要求,官员们根本无权答应诸如老百姓提出的类似请求。因为,满足老百姓的要求,就是滥用职权。

比尔格的话,可能有卡夫卡夫子自道之意。作为一名工伤保险公司的官员,卡夫卡常常无法遏制自己对伤病工人的同情心。祛除情感好恶的法则,并不仅仅适用于狭义的官僚机构内部或官民之间。根据现代官僚制理论奠基者马克斯·韦伯的看法,它适用于现代社会的一切现代职业:每一项职业都有其“内在的准则”,并应据此来执行。在履行其工作职责时,一个人应当全力以赴,排除任何与之不严格适合的行为——尤其是他自己的好恶。

在韦伯看来,每一“职业”都有其自身法则或曰自己的守护神,在此之外,任何个人的偏爱、好恶、爱憎都无存身之地。职业各不相同,但是,唯有此一原则,可被视作在不同职业之间的普遍职业伦理,或者说,最一般的官僚制原则。现代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隔绝,正与这一所谓的职业伦理关系密切。卡夫卡在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美国》中所描写的官僚制,正体现于现代社会的各种组织——轮船、饭店、剧院——之中。罗斯曼,一个从老欧洲进入新世界的年轻人,在进入这个现代社会——实质上的官僚化社会——之前,要被教训得把他的忆念——他的情感,他的灵魂——都留存于办公室外的衣帽间里。这种对个体习得的甚至内心情感的放弃,是新世界规训的结果。人并不仅仅通过官员的职业培训,而且是通过社会规训,体悟到人与人之间的一般的信赖、忠诚、公正感、同情心以及自然的美感,都将是他致败之源,必须弃若敝屣之后才能成就为一个合格从业者。这是一个屈从的过程、一种被塑造的过程,也是一个不得不适应的过程。官僚化社会的形成,不只是从官僚组织向社会的扩展,也是由于一个与之相逆的过程,即社会源源不断地规训出交出其灵魂或情感的非官僚机构中的“官僚”。

倘若这就是现代社会的职业——一般意义上的职业——的伦理法则,那么,这种去情感化,将遍及一切人群。官僚制原则的真正影响,并不在于它仅及于少数铁石心肠者,而是遍及所有人。这种人与人之间冰冷的、彼此隔绝的关系,也是纵贯《美国》至《城堡》中的一个基本主题。狭义的官僚组织,只是现代社会中一般职业的典型。《城堡》中官僚与民众的“绝缘”,其实有其普遍意义,它也存在于普通人与普通人之间。看来,防范的不仅仅是官员与百姓的亲近,百姓与百姓之间的亲近也需要防范,否则,教科书的官僚制原则,似乎就会受到干扰,就会产生种种无法预料的结果。

人与人的亲近会产生如此大的破坏力吗? 这正是在说着这些言辞的比尔格的当下境况: 一个老百姓不顾各种阻碍,半夜三更跑去突然袭击一位官员,正如 K 出现在比尔格面前,坐在床边,隔绝似乎已不复存在。那么,他真的对比尔格产生了难以抗拒的“影响”了吗?

比尔格对 K 所谈论的,是当下发生的事。这是书中唯一一次一位官员的“言”(或“文”) 与当下发生的“事”同步了。比尔格坦率地告诉 K,夜晚会妨碍官员的“理性”,这暴露了他们的弱点: 他们还残留着人情,能够被软化和打动,尽管作为机器的齿轮,这不合要求。而且,这位官员不仅没有一逃了事,还“毫不顾惜自己地对老百姓细说发生了什么事”,让后者意识到他正赢得一个大好时机,“能跟老爷一样支配主宰一切”,“只要把请求随便怎样说出来就行了,上头是有求必应的”。

对 K 的当下处境,没有比比尔格的分析更准确和透彻的了。这对 K 本是大为有利的事。《城堡》中一明一暗的两条线索——K 和城堡——意外地、偶然地交汇于贵宾楼的这一间卧房。攻防态势发生了逆转——本应作为讯问者的比尔格,却成了主动的交代者。而所谈之事,又无一不指向当下。但是,K 所希望的平等交往和对话并没有发生。K 既没有问话,也没有提任何要求; 他所想的只是能沉沉睡去,而对比尔格滔滔不绝的“真理”,完全处于“闭关锁目状态”。

于是,比尔格的“言辞”成了书面文本: 单向地对着一个碰巧成为听众的人,没有询问,没有要求,更没有引发任何行动。比尔格的“言辞”没有成为一种互动式的交谈,而是成为了文本式的普遍表述,尽管——也是最具反讽意味的——这番谈话无比契合于当下情境。换言之,这番本来恰好指涉着当下情境的谈话,却没有折向它所应指涉的。在这番本质为文字的言辞中,尽管对象就在眼前,却产生了能指与所指的绝对分离,比尔格的谈话成了能指的一种自我游戏。

何以会如此? 秘书比尔格,具有把任何一种特定情境转化为一般表述的能力。这一表述涵盖了所有可能性,似乎预先提供了对所有问题的回答。其实,这正是文字的长处。比尔格是一个好的社会科学家。即便反常事物,在比尔格的话语中,亦能得到合理的解释。正是在这种解释中,反常的危险后果被消除了。这里无与伦比地表现出官僚体系的认知/控制一切的特点。这种公允的、冷静的、面面俱到的长篇大论的分析,对疲惫不堪的 K 的唯一作用是催眠。倘若能使听者昏昏,那么,言者昭昭,又有何妨?

本来垂头于胸、沉湎于阅读和书写的官员,一反官员极少言谈的常态,昂起头来,高谈阔论之时,原本渴望交谈的、致力于通过言语介入现实的 K,却垂着头陷于迷迷糊糊、半睡半醒的状态,或者说,进入了一种“深沉的睡眠”———后者正是卡夫卡对写作的一种隐喻。他在 1913 年 6 月 26 日致费莉丝的信中就已把写作比作一种“更深沉的睡眠,也即死亡”。一种封闭了与他人关系的状态。可以说,比尔格言说时,K陷入了精神上的书写状态。

面对比尔格时 K 的沉默无语,暗示了卡夫卡的无声书写。正是书写在此创造出这样一种语境: 在一个困倦不堪的人面前,任何言辞都不起作用。而且,原本能够注入生命气息的小说书写,在这里却塑造了一种死一般的气氛。这是一次倒转: K 夺回了“书写权”,官员成了“供述”者。但是,倒转还在继续: 书写者成为了记录员,而真理却在言谈者手中。K 并没有得到任何预想的东西。所发生的一切,虽都逸出了常规,使一切颠倒过来,可是结局并没有任何不同,一切又全都倒转了回去。倒转不断进行,像一条咬自己尾巴的狗。

这一结局似乎表明,不仅书写不能成为拯救者,言辞也未必。或许,真正对立的,并不是谈话或者书写的某种形式。官僚的谈话,可以具有书写的本质。而书写,是否可以具有谈话的精神呢? 或许这样来区分口语与书写更为恰当: 凡能使鲜活语境呈现的,哪怕是文字,都可看作口语; 凡是孤立于语境的,哪怕是言辞,依然可看作是文字。

K 是一个失败者,哪怕书写权在手,依然是一个失败者。这里所谓的失败,包含了卡夫卡对书写——私人书写——能否自救的疑惑。人是否还能通过自身的不懈努力,以源于自身力量的书写,来对抗这个复制变得愈发轻易的书写时代?

在比尔格长篇大论之后,埃尔朗格召见 K 的谈话,不过是一个小插曲,却也暗示了官僚制何以不惧任何一件意外、对立、偶然之事,可以长盛不衰、永远不败的原因。埃尔朗格让 K 不要计较个人情感、立即让弗丽达回贵宾楼去。这是一条口头指令,却也是不容 K 回应的“独白”,故而也无异于书写; 恰因对着 K 发布,更显出是对他的一种讥讽: 不仅是由于弗丽达早已返回贵宾楼的缘故,而且由于是 K 从埃尔朗格的这道命令中看到了城堡指令的实质:各种各样的命令,对他不利的也好,对他有利的也好,都在他头顶上嗖嗖地飞来飞去,就是那些对他有利的到头来也许还是包藏着一个不利的内核,不管怎么说,一切命令都忽视他这个人的存在,而他自己地位又太低太低,奈何不得它们,更不能制止上头发号施令而让人听一听自己的声音。K 不管怎么做,都逃不出命令之网。这些命令其实与他无关: 只是他的任何行为,无往而不在命令之中。

勃罗德曾转述给我们卡夫卡的《城堡》的结尾,是这样的:他不放松斗争,但却终因心力衰竭而死去。在他弥留之际,村民们聚集在他周围,这时总算下达了城堡的决定。不清楚 K 最后收到的城堡的决定,是书面的,还是口头的,但是,这都已无关紧要了。对这个结尾不必有太多神秘主义的解释,它不过依然表示了具“不及物”特征的城堡指令的“普遍适用性”。

官僚机构的强大,不在于它能解决一切事情,而在于它能使所发生的一切,都无所不在它的指令之中。它的指令囊括了过去、现在、未来的一切,正如比尔格所说,“官府组织那极度严密、滴水不漏的情况”的结果是:任何人,不论他是有什么迫切要求打算上访也罢,或是有什么别的原因必须就某个问题接受审讯也罢,都丝毫没有拖延,多半还在他本人把那件事、那个问题想出个头绪之前,唔,甚至于在他自己都还不知道那个问题之前,就已经收到传票了。

为了表明一切无不出于他们的指令,于是,他们无时无刻不监视着,无时无刻不让命令满天飞; 而不论最后的结果怎样,都只能意味着官僚权力及其指令的胜利。在官僚机构面前,不再有任何行动的理由,因为,不再有任何新的、超出官僚机构指令的可能性。这样,卡夫卡刻画了一个官僚世界,一个如昆德拉所说的——“没有主动性,没有创造,没有行动自由; 只有命令与规矩”的“服从的世界”。

文章来源:《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 , 2017 年第 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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